文/简艾 2026年8月4日
“当一份工作在商业上根本说不通时,它招聘的往往不是员工,而是受害者。”
我虽然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,但对 Facebook、Instagram 和 TikTok 这些国外社交媒体来说,其实仍然算是一个新人。
TikTok 注册得稍微早一点,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前后,不过刚开始也没有发过多少内容,平时更不怎么刷。直到去年年底,我开始比较认真地更新,才逐渐接触得多了一些。Instagram 和 Facebook 就更晚了,基本都是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才开始使用。
我以前就算用社交媒体,主要接触的也是微信、小红书这些中文平台,而且前几年用得也不算多。只是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,我对中文互联网里常见的营销套路、兼职骗局和熟人社交陷阱,多少已经有了一些本能的警觉。
最近为了推广自己的独立站,我在停更了大半年以后,又开始重新更新这些海外社交媒体,也会偶尔刷一刷主页。然后我发现,Instagram 上出现了大量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招聘广告。
它们几乎全都不要求学历,不要求经验,不要求语言,也不要求你具备什么具体技能,却愿意提供看上去相当不错的工资。工作内容更是五花八门:在家包装发卡、钥匙扣、梳子、花朵、书本、药品或者各种小商品。
视频里的人只需要把一个发卡夹到纸板上,把一个钥匙扣放进袋子里,或者把几样小东西装进盒子。画面通常非常简单、干净,甚至有一点治愈感。广告还会特意告诉你,这份工作时间自由,既可以赚钱,也不会耽误陪伴孩子。
我起初一直想不明白,德国什么时候突然多了这么多可以在家做的高薪包装工作?
直到今天,我连续看见好几条类似的广告,又仔细算了一遍其中的成本,才突然明白:不是我错过了什么新的就业方式,而是这些广告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认真招聘员工。
只要把成本算一遍,这种工作就不成立
我自己做过产品,也接触过包装、库存和跨境运输,所以看到这类广告以后,最先想到的不是“我能不能做”,而是:“假如我是老板,我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
商家如果真有一批发卡、头花或者钥匙扣需要包装,完全可以让生产厂家在出厂前就包装好。很多小商品本来就在人工和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制造,在当地完成包装,显然比把散装商品运到德国以后,再分散寄给无数个陌生家庭更便宜。
即便商品已经到了德国,需要重新贴标签、组合套装或者更换包装,正常企业也可以交给自己的仓库、物流中心或者专业的包装公司集中完成。那里有库存管理、质量检查和明确的责任人,完成以后可以直接入库或发货。
为什么要先把产品和包装材料分别寄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家里,等他包装完以后,再让他寄回来?
中间的两次运输都要花钱。货物可能丢失,也可能损坏;包装数量可能对不上,质量可能不合格;对方可能提供虚假地址,也可能收到商品以后直接失联。公司还需要逐一清点寄出去的数量、收回来的数量,检查每个人包装得是否符合标准,再处理损耗和纠纷。
这些风险和管理成本,正规做生意的人不可能不算。
更不用说,德国从2026年1月起的法定最低工资已经是每小时13.90欧元,接近14欧元。假如把发卡夹到纸板上、把钥匙扣放进袋子里,真的能够在家获得远高于普通工厂工作的收入,那么这种岗位根本不需要在 Instagram 上反复花钱投广告。企业只要把招聘信息放到正规的求职网站或者就业机构,就会有大量求职者主动申请。
所以,一份工作如果同时具备“没有门槛、在家完成、时间完全自由、工作极其简单、收入却很高”这几个条件,最安全的做法不是抱着侥幸心理试试看,而是直接把它当成骗局处理。
它让我想起了中国早期的微商
看着这些广告,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中国的微商浪潮。
所谓“微商”,最初并不是一个边界非常清楚的行业名称,而是移动互联网和微信迅速普及以后,依靠朋友圈、微信群和私人聊天销售商品、招募代理的一种社交电商模式。有人卖面膜,有人卖保健品、护肤品、食品和日用品,也有人做代购。
微商当然不天然等于骗局。确实有人依靠真正的商品、稳定的客户和长期经营赚到了钱。但是在那一波热潮中,也有不少项目逐渐把重点从“把产品卖给真正需要它的消费者”,转向了“招募更多代理、收取代理费、让下级囤货”。
后来中国的监管部门也多次提醒,一些组织会借“微商”“电商”和“多层分销”的名义,以高额回报吸引参与者,通过缴纳费用、发展下线和层级返利获利。中国对传销的判断标准里,也明确包括要求加入者交费、形成上下线关系,并根据发展人数或下线业绩给上线计算报酬。
很多第一批进入这类项目的人之所以能够赚到钱,并不一定是因为面膜、保健品或者其他产品真的卖得特别好,而是因为进入得早,能够不断招募下一层代理。后来的人交代理费、购买套餐或者大量囤货,前面的人便从这些钱和业绩中获得提成。
产品有时更像一件用来维持商业外观的道具。
真正支撑这套模式继续运转的,是不断有新人相信:只要自己也拿起一部手机,发发朋友圈,建立一个团队,就能复制那些成功者的生活。
当年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转账截图、团队人数、豪车、旅游、年会和所谓“普通宝妈逆袭”的故事。那些站在金字塔上面的人不停告诉后来者:“我原来也和你一样,什么都没有,只靠一部手机,今天终于实现了经济独立。”
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,真正做起来的那批人,往往本来就具备某些普通宝妈没有的条件:更大的社交圈、更强的表达能力、原有的客户资源、家庭或事业背书、足够的启动资金,以及能够承受长期没有回报的经济余地。
我自己也做过微商。
孩子刚出生的那段时间,家里的处境并不好,丈夫身体也不好,我当然也想找到一种既能照顾孩子,又能给自己带来收入的方式。那时候我也相信过,只要找到合适的产品,只要坚持发朋友圈,也许就能够慢慢做起来。
可是做过的人都知道,它远没有广告里说得那么简单。
你需要有足够多的熟人,需要别人信任你,需要不断和人聊天、销售、维护关系,还要承受每次发完朋友圈无人回应时,那种仿佛不是产品卖不出去,而是自己这个人不受欢迎的挫败感。
我后来也写过几篇关于微商的文章,讨论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做起来。很多时候,决定结果的并不只是努力,而是一个人原本拥有多少资源、关系、信任和可以调用的社会网络。可是微商最喜欢展示的,偏偏是极少数“什么都没有的普通宝妈,靠一台手机实现逆袭”的故事。
因为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人掏钱。
骗子盯上的,从来不是贪婪,而是困境
中国早期的微商为什么特别喜欢招募宝妈?
因为宝妈的处境里,有太多可以被利用的软肋。
在我生孩子的那些年,我所熟悉的很多中国家庭里,三岁以前可负担、又能让家长放心的托育选择非常有限。如果祖父母不能帮忙,妈妈想出去工作,就必须先解决谁来照顾孩子的问题。很多人最后只能暂时辞职,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。
全职照顾一个孩子当然非常辛苦,但因为这份劳动没有直接工资,很多女性在家庭中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自由。每一次花钱都需要向丈夫开口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手心向上”。
假如丈夫能够理解她的付出,家庭关系也比较平等,这段时间或许还能顺利度过。可如果丈夫本身就不尊重她,或者婆媳关系紧张,她会很容易陷入一种非常委屈的处境:每天做着大量看不见的劳动,却因为没有收入,被认为没有贡献;既想改变,又没有完整的时间重新学习或寻找工作。
“在家带孩子也能赚钱”“一部手机就能创业”“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”“妈妈也可以实现财富自由”,这些话之所以有效,不是因为所有宝妈都贪心,而是因为它们正好击中了一个人最真实的愿望。
她想要的不一定是豪车和一夜暴富。
她可能只是想在买一件东西时,不必向谁解释;想在家庭发生冲突时,知道自己还有离开的能力;想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围着孩子和厨房转、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人。
当年的很多微商项目,真正卖给宝妈的并不是面膜,而是收入、尊严和重新掌控生活的希望。
如今 Instagram 上的“在家包装”广告,卖的仍然是同一个东西。
过去,它通过朋友圈里的熟人和“成功宝妈”传播;现在,它通过平台的广告系统广撒网。过去你会想:“她也是我认识的人,她都能赚,我是不是也可以?”现在你会想:“它既然能作为赞助广告出现在 Instagram 上,多少应该经过了平台审核吧?”
朋友圈的熟人信用,被换成了社交平台带来的隐性信用。
骗术其实没有变得更高级,只是触达人的方式变得更快、更广,也更精准了。
这些假招聘,究竟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
我今天一口气举报了四五条这样的广告。举报完一条,下面又出现一条;再举报一条,过一会儿又来一条,真的像蟑螂一样没完没了。
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很荒诞的感觉:我在广告上停留得越久,主页越像误以为我对这种内容感兴趣,于是继续给我推荐更多相似的东西。
这些广告把人引进私信以后,并不一定都使用同一种诈骗方式。
有些假招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包装工作,它们的目的只是收集求职者的姓名、地址、出生日期、银行信息、身份证照片,甚至诱导对方进行视频身份认证。德国消费者中心提醒,这些资料可能被用来开设银行账户、签订合同、经营假网店或者进行其他身份盗用。
另一类会在你填写完资料、获得“录取”以后,要求你先支付材料费、押金、培训费、工作证费用或者软件激活费。金额一开始可能并不大,正因为不大,人们才容易觉得交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可是交完第一笔以后,后面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费用。
还有现在很常见的“任务骗局”。骗子可能先让你点赞、评价商品或者完成几项简单任务,甚至真的先支付几欧元,让你相信这份工作确实能够赚钱。等信任建立起来以后,他们再要求你充值,声称只有垫付资金才能解锁更高佣金的任务,或者必须补足账户里的“负余额”才能提现。德国警方已经专门提醒过这种所谓的 Task Scam:前期的小额回报只是诱饵,后面才是让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的真正目的。
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,是对方真的把包裹寄到你家,让你重新贴标签、换包装,再转寄到另一个地址。你以为自己终于拿到了包装工作,实际上包裹里的商品可能是通过盗刷信用卡、假账户或者其他诈骗手段购买的。警方称这种角色为“商品代理”或“包裹代理”,求职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犯罪者转移赃物,最终物流和警方记录中留下的却是自己的姓名和地址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一开始总要你填写那么多信息。
骗子需要的也许是你的钱,也许是你的身份,也许是你的银行账户和地址,还有可能是一个能够替他们接收、转寄商品或者转账的人。
所谓的“工作”,只是让你主动把这些东西交出去的入口。
经济越不好,这类广告越危险
在就业环境不理想、生活成本不断上升、很多人急着寻找收入的时候,这种广告尤其危险。
因为越是缺钱的人,越容易对“无需学历、无需经验、马上开始、在家赚钱”的承诺产生希望;越是工作难找,人越容易怀疑,也许只是自己以前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机会。
可问题是,最容易被这类广告击中的人,恰恰也是最承受不起损失的人。
有钱人被骗掉几百欧元,可能只是一次教训。一个原本就没有收入、正在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的妈妈被骗掉几百欧元,可能意味着整个家庭当月都要陷入困难。她想靠自己赚一点钱,最后不但没有得到收入,反而丢了积蓄、泄露了身份,有时还可能被卷进更复杂的法律问题。
所以我并不想站在岸上嘲笑那些上当的人,说这么低级的骗局怎么还会有人相信。
我自己也曾经在家庭最困难、最想改变生活的时候,尝试过各种看上去可能带来机会的项目。我知道,一个人越急着寻找出口,越容易把一条微弱的可能性看成救命的绳子。
真正应该被谴责的,是那些专门研究人的困境,再把别人的希望设计成捕兽夹的人。
想赚钱没有错,但不要把希望交给一条广告
想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获得收入,没有错。
想要经济独立,不想永远伸手向伴侣要钱,也没有错。
但是一份真正的工作,必须经得起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现实核查。公司是谁,注册地址在哪里,是否有正规网站和完整的 Impressum,工作地点在哪里,合同形式是什么,工资如何计算,货物如何交接,出现损失由谁承担,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答案。
如果一个所谓的雇主只愿意在 Instagram 私信、WhatsApp 或 Telegram 里联系,却说不清公司身份;如果还没有正式合同,就要求你提交身份证、银行资料或进行 VideoIdent;如果工作还没开始,就让你先交押金、购买材料或充值;如果它要求你使用自己的账户转账,或者接收并转寄来源不明的包裹,都应该立刻停止。
在德国,不要求大学学历的正规工作当然存在,但越是工资高、条件好、工作稳定的岗位,越不可能什么都不要求。学历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全部,却常常是企业筛选求职者时的一块敲门砖;语言、职业证书、工作经验和可以验证的技能,也需要时间一点点积累。
这条路可能很慢,也没有“坐在家里装几个发卡就月入几千欧元”那么诱人,但真实的生活本来就很少提供这样的捷径。
如果一份工作看上去简单得没有任何成本,收入又高得不符合常识,那么请先站到老板的位置上问一句:
他为什么要把这笔钱给我?
当这个问题找不到合理答案时,就不要再继续填写资料,也不要因为对方说“名额有限”而急着抓住机会。
因为那些广告里真正被包装的,从来不是发卡、钥匙扣和梳子。
而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,想靠自己赚到钱、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的希望。
如果你愿意,也可以阅读这篇文章的其他语言版本:
英语版:What’s Really Being Packaged Isn’t Hair Clips — It’s a Mother’s Hope of Earning Her Own Money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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