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简艾 2026年7月29日

“说自己不在乎隐私，因为没有什么可隐瞒，就像说自己不在乎言论自由，因为没有什么可说。”
——爱德华·斯诺登

今天出门前，我正好刷到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博主发的视频。他的父亲第一次来到德国，走在街上时，看见一辆汽车直接闯过红灯，吓了一跳，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摄像头，难道不怕出事故，也不怕违法的人逃脱责任吗？

博主回答说，德国街头的监控摄像头确实比较少，主要是受到数据保护规定的限制。他半开玩笑地问父亲，数据得到保护了，人走在路上却不安全，难道就没有问题吗？

这原本只是一个有些讽刺意味的短视频。近年来，中国互联网上越来越流行嘲笑欧洲“落后”，没有移动支付，没有人脸识别，商店关门太早，办事效率太低，天气热了连空调都没有。说到德国，数据保护更是经常成为一个万能解释：因为数据保护，不能安装摄像头；因为数据保护，学校不能随意公布信息；因为数据保护，许多原本可以通过技术迅速解决的问题，只能在官僚流程里一层层拖下去。

这种抱怨并非毫无道理。

我女儿学校的托管区域有一个房间，孩子们平时把书包和个人物品放在那里。房间里没有单独的储物柜，也没有人一直看守，东西被拿走的事情并不少见。有时是钱，有时是孩子喜欢的小物件，也可能是稍微贵一点的学习用品。家长提过安装摄像头或者增加储物柜的建议，但摄像头涉及数据保护，储物柜又涉及成本，讨论几次以后，事情往往也就不了了之。

后来，因为我女儿的物品出现过问题，老师建议她把书包放到托管老师工作的位置旁边，由老师顺便帮她看着。这当然可以暂时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，却不可能成为面向所有孩子的长期办法。假如每个丢过东西的孩子都把书包堆到老师旁边，老师的工位很快就会变成临时寄存处。

从中国人的角度看，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似乎很简单：装一个摄像头，谁拿了东西，调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它既可以帮助追查，也能形成震慑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中国人听到“为了数据保护不能安装摄像头”时，第一反应不是理解，而是觉得荒谬，甚至把它当作德国社会低效、僵化和不知变通的证据。

然而我走在路上继续想下去，忽然意识到，我们不能只用“德国人太在乎隐私，中国人更重视安全”这样一句话结束讨论。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谁更先进，也不是哪一种选择绝对正确，而是为什么两个社会的人面对同一个摄像头，首先看到的东西如此不同。

中国人看到它，往往先想到治安、秩序和效率；德国人看到它，却容易先想到权力、记录和数据可能遭到滥用。这两种几乎出于本能的反应，都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，而是由各自漫长的历史和生活经验慢慢训练出来的。

德国人对数据保护的敏感，有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。

纳粹时期，国家机器曾经通过户籍、身份、族群和个人资料，对人进行分类、追踪和迫害。东德时期，秘密警察又建立起庞大的监控网络，许多人的同事、朋友甚至家人，都可能成为向国家提供信息的人。一个人的来往、言论和私人关系一旦被记录下来，就可能直接影响他的工作、生活甚至命运。

因此，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里，个人资料从来不只是无害的信息。今天看起来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收集的一项数据，到了某一种权力手中，就可能变成筛选、控制和迫害人的工具。

德国社会对极右翼政治力量格外警惕，也与这段历史有关。AfD近年来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，但德国主流政党仍然普遍不愿意与它联合执政。对很多德国人来说，这种防范或许已经显得过度，但其背后的心理并不难理解：他们知道一些力量刚刚出现时未必显得可怕，而一旦取得权力、进入制度，再想把它限制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

Chris曾经对我说，对许多德国人来说，学习本国近代史并不是为了获得民族自豪感，而是在不断面对一种沉重的责任和羞耻。这样的教育当然也可能让社会陷入另一种极端，让人对右翼、国家权力和数据收集产生过度敏感，但它至少说明，德国人并不是因为不懂效率，才固执地坚持数据保护。

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是：今天为了安全安装的摄像头，明天会被谁掌握？这些资料会保存多久？它们会不会被用于最初目的以外的事情？假如掌握数据的人发生变化，普通人还有没有能力把已经交出去的权力收回来？

所以，德国人宁可承担一些低效，也不愿意轻易打开系统性记录个人的口子。这种选择当然会付出代价，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已经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，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矫情，而是从历史创伤中生长出来的警觉。

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则完全不同。

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不需要隐私，也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人“不在乎隐私”。更准确地说，很多中国人从小生活的环境，本来就没有为个人隐私留下太多空间，因此我们对“被看见”这件事的忍耐程度更高，也更容易把它当作生活本身的一部分。

中国长期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熟人社会。一个人被固定在土地、家族和村庄之中，生活不仅属于自己，也暴露在亲戚、邻居和整个社区的目光里。谁家的孩子有出息，谁家的媳妇不孝顺，谁家夫妻吵了架，谁家的女儿嫁得好，谁家的儿子挣了钱，都会成为村庄和家族共同讨论的内容。

那时候没有摄像头，却有无处不在的眼睛；没有数据库，却有亲戚、邻居和街坊之间不断流动的消息。一个人家的事情，很少真正只属于这个家庭。

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，个人首先不是一个独立的“我”，而是谁家的孩子、谁的妻子、谁的丈夫、谁的父母，以及某个家族的一员。他的成功不仅属于自己，也被理解为光宗耀祖；他的失败也不仅是个人的遗憾，还可能变成父母没有面子、家族遭人议论的原因。

因此，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比较。孩子的成绩要与别人比较，收入要与同学比较，房子、车子、婚姻、孩子和工作都可以被放在同一张看不见的排行榜上。一个人本来只需要面对自己的人生，却常常被要求同时承担父母的期望、家庭的脸面和家族向上流动的希望。

这种比较并不是某项政策用强制手段突然灌输给人的，而是在几千年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的身体。它不像罚款、处分或者失去工作那样明显，却因为无处不在，反而更容易被当作天经地义。

父母并不觉得打听孩子的收入和感情是侵犯隐私，而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关心；亲戚不认为催婚、催生是在干涉别人的人生，而是认为成家立业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社会责任；一个人如果拒绝比较、拒绝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也很容易被评价为躺平、没有上进心，甚至是没有承担家庭责任。

集体生活又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私人空间的想象。

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，一个宿舍住七八个人并不罕见。大家睡在同一个狭小的房间里，使用公共卫生间，生活习惯、卫生习惯、家庭条件、情绪和身体状态，几乎都暴露在别人面前。刷牙、打呼噜、放屁、哭泣、吵架以及家里寄来了什么东西，都很难真正藏起来。

在德国，所谓的WG通常只是共用厨房和卫生间，每个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卧室。即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房间的门仍然是一条明确的边界。陌生人长期共用一个卧室，在这里是很少见的事情。

我在现在这栋楼里已经住了十年，除了因为孩子一起玩，偶尔与楼下邻居有些来往，其他德国邻居几乎从来没有串过门。有些人如果不是门上贴着名字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他们不会随意询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也不会因为我有没有结婚、要不要再生孩子而发表意见。

德国人聊天气，有时被中国人理解为冷淡和缺少人情味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那也是一种边界意识：在关系还没有足够亲密以前，我不默认自己有资格进入你的私人生活。

一个人如果从小拥有自己的房间、抽屉和不必向别人解释的生活，他长大以后自然会把隐私理解为一种基本权利。另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集体宿舍、亲戚比较和邻里议论中长大，即使他也渴望私人空间，却更容易觉得被看见、被询问和被评价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

于是，当公共空间里的摄像头出现时，很多中国人并不会首先想到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，而会想到它能不能抓住小偷、找到罪犯、减少交通事故。毕竟，从生活经验来说，我们原本就一直活在别人的目光里，摄像头只是把过去熟人社会里的眼睛，变成了现代技术的眼睛。

但是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。

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和市场化，不过只有短短几十年。欧美社会用几百年慢慢走过的过程，被压缩在中国两三代人的生命里。我们父母那一代经历过物质匮乏、集体生活和家族责任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城市、高楼、互联网和市场竞争迅速出现；而90后、00后成长起来时，个人主义、心理边界和独立生活已经开始成为新的语言。

这几代人几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，却又被放在同一个家庭中。

很多父母仍然认为，孩子不是只为自己活着，他要结婚、生子、买房、取得成功，为父母争气，也要延续家族的血脉和希望。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，一个孩子身上往往压着父母没有实现的愿望、整个家庭阶层跃迁的期待，以及对未来养老的担忧。

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父母愿意在孩子身上投入如此多的资源。学区房、培训班、出国留学、买房首付和婚礼费用，很多家庭几乎倾其所有地托举孩子。这样的托举当然包含深厚的爱，但它也往往附带着沉重的期待：既然整个家庭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的人生就很难再被理解为完全属于自己的选择。

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过年回家，不愿意被七大姑八大姨追问收入、婚恋和生育，也不愿意再为了给父母面子而配合完成一场场家庭表演。对上一代来说，这些年轻人可能显得自私、不懂人情、不愿承担责任；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，他们只是第一次认真地说：这是我的生活，我不想再让所有人都来评判。

城市生活也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过去住在院子里，夏天大家坐在门口乘凉，左邻右舍的争吵和家事很难瞒住；如今人们住进高层住宅，关上防盗门，与邻居可能几年都说不上几句话。小县城和乡村的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，人们离开家族和熟人网络，在陌生人的城市里建立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小家庭。

当生活空间改变以后，个人意识也会跟着改变。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可以不首先是谁的孩子、谁的妻子或者谁的父母，而可以先成为自己，然后再进入各种关系和社会角色。

但中国年轻人的隐私意识，仍然带着这种压缩式现代化留下的矛盾。

他们可能非常反感亲戚打听自己的工资，却不一定反感地铁和火车站的安检；他们不愿意让父母干涉婚姻，却已经习惯在公共空间里被摄像头记录；他们渴望摆脱家族的目光，却未必会把平台、企业和公共系统的数据收集理解为同一种侵犯。

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虚伪或者逻辑矛盾，而是因为两种时代同时存在于他们身上。他们正在努力从熟人社会的围观中走出来，却又是在一个高度数字化、实名化和摄像头密集的环境里长大的。

这与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有些相似。

欧美国家经历了较长的电脑和网页互联网时期，人们先形成了使用家庭电脑、电子邮件和网站的习惯，然后才逐渐进入智能手机时代。中国的信息化起步较晚，很多人还没有充分习惯电脑，智能手机便迅速普及。因此，许多中国家庭可能没有电脑，却几乎人人都有手机。

中国由此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独特的移动互联网生态：移动支付、超级App、小程序、扫码和手机办理各种事务。它高效、便利，也让普通人更愿意用数据和权限交换服务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技术首先意味着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新的权力风险。

德国人则更容易停下来问：为了这一点便利，我究竟交出了什么？

这两种选择都不能被简单地赞美或者嘲笑。德国的数据保护保护了个人边界，却也可能因为走得太远，让公共系统变得僵化低效，让许多本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没有结果；中国通过摄像头、实名制和数据系统获得了更高的效率与安全感，却也可能让人逐渐失去对权力边界的敏感，习惯用“我又没有做坏事”来回应所有关于隐私的质疑。

安全与隐私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。一个完全没有公共监督的社会，当然可能让违法者有更多机会；但一个无处不在地记录每个人的社会，也需要不断追问，掌握数据的人是否受到足够约束。

德国人害怕的是，权力再次越过边界，因此宁可牺牲部分效率；中国人更害怕的是生活重新陷入失序，因此更愿意用一部分边界换取安全和便利。这两种恐惧，都来自各自真实的历史经验。

我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里“中庸”的概念。它并不是把两个极端机械地各取一半，也不是模糊立场、谁都不得罪，而是在承认阴中有阳、阳中有阴的前提下，寻找一种不断调整的平衡。

数据保护当然重要，但它不应该成为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的借口；技术可以帮助维护安全，却也不能因为它很方便，就放弃对权力和数据使用边界的追问。个人需要自由，社会也需要秩序；人应该拥有不被随意观看的生活，同时也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弱者、追究责任的公共系统。

我们讨论摄像头时，真正讨论的从来不只是摄像头，而是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什么样的目光里，又在怎样的历史中学会害怕。

有些人害怕无人看见坏人的所作所为，有些人害怕掌握摄像头的人看见所有人的生活。只有理解了这些恐惧从哪里来，我们才可能越过“中国先进、德国落后”或者“中国没有隐私、德国尊重人权”这种简单的对立，真正理解两个社会为什么走到了今天。

而中国年轻人正在经历的，也许正是一个漫长转变的开始：我们不再愿意把自己只活成某个人的孩子、伴侣或父母，不再愿意把一生变成家族的成绩单，也开始学习承认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块不必向任何人解释的私人空间。

这种改变不会在一代人身上彻底完成，因为写在制度里的规则可以迅速改变，写进身体里的生活习惯，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松动。

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阅读这篇文章的其他语言版本：

英语版：Why Chinese People See Safety in Surveillance Cameras, While Germans Think First of Privacy

德语版：Warum Chinesen bei Überwachungskameras an Sicherheit denken – und Deutsche zuerst an Privatsphäre